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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对风险的高度关注,军人们在看到比尔·盖茨对人工智能潜在危害的警告时,不禁提高警惕。盖茨表示,人工智能是一种“力量强大”的工具,可能引发导致十亿人死亡的重大事件。同时,中美在首脑会晤中也明确了建立超级智能(SI)对话机制,值得深思的是,超级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何种区别。接下来,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主题。
首先,亨利·基辛格在离世之前一直在强调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。他认为,人工智能的潜在危险甚至超过核武器,因此希望通过合作来共同应对风险。这位前国务卿在其与他人合著的《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》一书中,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全球秩序和人类认知的深远影响,主张建立AI军备控制机制。他对中美开展AI对话的追求反映出他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。基辛格指出,人工智能比核武器危险主要有五个原因:首先,AI的推理路径不透明,决策不可预测,而核武器是人类完全掌控的;其次,人工智能的扩散门槛低,代码和计算能力易于传播;第三,AI的决策速度极快,可能在冲突中造成意外战争;第四,人工智能会混淆人类的认知,改变思考方式与价值判断;最后,AI结合网络攻击会模糊威慑的边界,使得威胁变得难以界定。
其次,盖茨的最新警告引发了广泛关注。他在中美首脑会晤之际提出,人工智能的威胁可以导致可怕的后果,这一表态无疑与当时的气氛密切相关。盖茨在NBC的采访中表示,从未有任何武器可以与恶意使用AI工具所引发的威胁相提并论。然而,其言论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某种政治意图,比如促使中国放慢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。同时,美国一些高官和科技企业家也在不断强调AI的风险,试图引导中国在技术竞赛中减缓步伐,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。美国强调一方面希望全球放慢人工智能发展,另一方面却在加速自身技术和军事化布局,尝试以安全叙事来保持领先。
最后,中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中特别提到建立超级智能对话机制,意在改善双方在相关领域的交流。领导人同意使用“超级智能”来指代新兴技术,而不是简单的人工智能,明确了其讨论的重点。通过这一机制,中美将在面对超级智能相关风险与收益时保持对话交流,预计下一次的沟通将在2026年11月之前进行。这一举措的意义在于,超越了简单的技术讨论,聚焦于潜在的全球风险,从而为中美在这一重要领域的合作开辟了新的途径。